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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看来控诉它确实是不合时宜，但它的确是有秦一代最伟大的工程，其目的和作用就是为了抵御外族入侵。这就不能只把秦始皇当作磨民的暴君这么简单来看待，不是他统一六国，建立强大的大秦帝国，从而使中华民族在黄河和长江流域世世代代繁衍生息下来，就不会有今天伟大的中国。刚开始创作时，我就已经把孟姜女写进了作品，可是父亲看到后就不同意有这个人物的出现，况且孟姜女也不是秦代的人。我认为：孟姜女的故事早已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的脑海中了，它就是秦始皇磨民的产物，这个人物一定要出现在作品当中。这就要求如何把握这个度，既要表现故事的强烈爱憎，又要表现出二人的狭隘和伟大：伟大的始皇帝眼中只有伟大的功勋，但他看不到下层劳动人民的付出和牺牲，而美丽刚烈的孟姜女眼中只有对个人爱情的忠贞不渝和誓死捍卫，而看不到伟大的秦始皇创建一个伟大国家的意义何在。平心而论，他们都是英雄，都是我心目中真正要歌颂的人物，所以我还是坚持把她写了进去。而秦国的灭亡几乎与伟大的秦始皇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这个我已经在作品中详细地加以展现，请读者朋友阅读时慢慢体会。

    其余作品中主要的人物，都是真实存在的。作品中作者虚构的情节就是为了小说的需要而出现，我也汲取了《三国演义》的创作经验，在大的历史前提之下，又发挥个人的想象力，虚构出了一些合乎逻辑的情节，这些情节虽然没有记载，但也许在历史上发生过。我虽然没有“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的奇思妙想，但也能像爱伦坡构思《玛丽•罗热的怪事》灵感的十分之一，也就算是万幸了。其余的章节，也大多带有真假参半，虚实结合，以假乱真的撰述。但事事有出入，绝不作无稽之谈和胡扯之文，也希望不要将那些真正学习历史的人引入歧途为盼。

    前贤胡适从文学的角度分析《三国演义》，说这部书仍旧只可算是一部很有实力的通俗历史讲义，不能算是一部有文学价值的书。其原因有二：一、《三国演义》拘泥历史的故事太严，而想象力太少，创造力太单薄；二、《三国演义》的作者，修改者，最后的写定者，都是平凡的陋儒，不是有天才的文学家，也不是高超的思想家。可是他最后却说：“话虽如此，然而《三国演义》确实是一部绝好的通俗历史，在几千年的通俗教育史上，没有一部书能比得上他的魔力。”言下之意，就是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它就是唯一，可见肯定之铿锵。不过老先生还是把这部小说说成了历史。如果按西方人的小说观点，《三国演义》就是一部历史著作，算不上是小说。既然这样的一部名著，都会有这样大的争论，更何况我连一个平凡的“陋儒”都算不上的一个小学美术老师写的作品呢？所以我们一定要给文学作品留下创作的空间，没有虚构就没有艺术，就请大家原谅我的“胡编乱造”吧。

    也就是说历史小说有它遵循的文学创作规律，所以书中的大的事件及故事主线都是按照编年体的顺序，把这个单一简短的历史故事按照小说的创作规律编写出了许多繁杂激烈的历史冲突故事，把它们串联在了一起。当然写书的目的也不仅是为了编故事，也是为了塑造英雄，呼唤英雄。我恳切地希望，让我们从书中感受到：两千年前的那个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铁血刚性时代，是一个战天斗地的英雄乐观主义时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下，中国依然需要的是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中国依然需要的是那个时代铁骨铮铮的仁人志士和积极进取的抗争精神。因此迫切地呼唤有新的英雄能够再次出现，从而完成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迎接台湾的回归，这也是我的心愿了。

    我的具体创作过程是这样的：从一九九七年开始构思本作品，得到了父亲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从qiu购文献资料：《史记》《汉书》《楚汉春秋》《西汉演义》《秦汉演义》《秦始皇传》《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集》《汉高帝大传》《汉代长安词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中国名胜词典》《中国历史地图集》等书开始就花了四五年的时间，正式动笔是从二零零一年开始，二零零八年完成手写书稿。为了便于修改，又让胞姐任晓娥女士将几十万字的手稿全部敲在电脑上，然后数易其稿，直至2017年全书创作完成，当初的书名叫《百二秦关》。在此期间，父母都已经生病了，本来是想要父亲的老朋友为我的书写序，可是此时的他们都已经病入膏肓，并且一个个驾鹤西去，这个遗憾是我始料未及的。

    父亲是一九六五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他和刘满、王家达、王森、雷达学是同班同学。刘满老师著有《河陇历史地理研究》一书。王家达是甘肃的老作家，他的小说集《清凌凌的黄河水》是父亲经常翻阅并赞美的作品。王森著有《语言散论》一书。雷达是我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作家。我听说这些人都是父亲的同窗好友，他们还经常联系，心里很高兴，总想有他们在，我就不怕不成功。那是二零一六年的五一，我放假回到家里，把整理的一部分书稿让父亲拿给王家达老师看。可是后来一直没有消息，大概到了“六•一”前后，我催父亲向王老打个电话，问一下情况。父亲就打了电话。王老从电话中用很浓的兰州方言说：“老任，我看了任宏的书稿，他可是得到了你的家传啊，文笔不错，颇有三国之风，战争的场面写得很有特色，传统与真实相结合。让他好好写，我看了他的目录，篇目很长，这样大部头作品现在也很少见的！你一定要多加鼓励和支持，让他完成创作。将来若要出版，再找个内行人写个序会更好些。”父亲就趁机说：“你是大作家，任宏的意思就是要你写序呢！”王老笑着说：“我对历史小说是外行啊！老雷是专门搞评论的，你还是让他写吧？他的威力可大着呢！”随后二人又说了一些别的事情。他们的这次谈话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后来我回去上班，可时间不长，父亲就从电话中说王老已经去世了，好像是六月十日的事情。当时我很震惊，心想他老人家好好的，怎么就突然去世了，父亲也惋惜了很长一段时间。王老前面提到了老雷，就是雷达学，又名雷达，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研究员，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多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兼任兰州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我曾经让父亲将我的书稿给雷达老师看。父亲说：“他比王家达的名气还要大，怎么会看上你的作品呢？”可是我非要父亲联系雷达老师。父亲拗不过我，就答应了。

    在此期间，父亲的另一位好友刘满老师经常来我家，他们一见面就谈天说地，讨论文章，回忆从前，也讨论《河陇历史地理研究》一书。有一次刘老师来我家时，拿着两本《南渡北归》的“南渡”上下册，因为他已经生病，书多了拿不动，所以只拿了两本，说另外两本“北归”上下册下次拿上，还说书写得很好，要让我父亲看。我就趁此机会，从手机里找到了我的书稿就让刘老师过目。刘老师大概看了半个多小时，就很惊讶地说：“你真了得，写这样大部头的作品，让我很佩服！我现在写历史方面的东西，小说方面不如你和你爸，你还是让你老爸看吧？”我说：“他已经看过了，现在就轮着您看了。”刘老师就真诚地说：“我不会玩手机，眼睛也不行。”我说：“我给你下载个微信，用起来挺方便的。”就试着给刘老师下载了一个微信，然后又发了书稿。他说他慢慢看。这时我和他还讨论了“萧关”的事情。

    他在《河陇历史地理研究》一书中，说秦国的萧关在固原东南。我说：“不对，秦国的萧关应该在庆阳环县！”他的理由是有史料能证明最早的萧关就在固原东南。我出于礼貌，再没有反驳，表面上也同意了他的看法。因为我的作品中也写了萧关。先秦和秦国统一前，秦国的长城根本没有经过固原东南，而是从固原西北径直向东北通向庆阳的环县。秦筑长城就是为了守边，试想长城都没有经过的内地，秦国人为什么要设一道关口？这有什么意义？打个比方，一户人家为了防盗，就会把大门安装得十分结实，这是合情合理的，如果远离了大门，在院子中间设一道防线，这对防盗能有什么意义？秦国统一后，随着蒙恬将军的北伐，秦国的边界线大大地北移，一直延伸到黄河“几”字形外侧的大阴山下，又筑起了新的长城，著名的高阙关就建在了那里，真正是拓地千里。而固原东南的萧关就是在后来楚汉相争时，中国人无力关注到北方，匈奴人才对关内步步紧逼，北方的许多土地因此再次失去，匈奴人就打破了秦帝国时候的北部长城防线，还越过了先秦时秦国的老长城防线。后来汉朝为了抵御异族人入侵，才在即今固原东南建立了关口，是为汉萧关，还有后来宋朝建立的宋萧关。而打破秦国北部局面的，就是在西汉全盛时，汉朝的疆域再次向外扩张：它西至大宛，西北到新西北利亚，东北到库页岛，领土又扩大了秦帝国时的两倍，那时的关口也失去了作用，所以关口是随着国家版图的大小而改变的。刘老研究这些很不容易，从学术上讲我是非常尊重他的看法的。

    后来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二零一七年的春节前夕，我回家过年时，老爸却突然说：“刘满老师已经病逝了。”我当是很感意外，怎么好好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父亲这才说是刘老师的病很重。此后他常埋怨说：“老刘应该用保守治疗的，不应该动手术、做化疗，如果吃吃中药，也许现在还好着呢……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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